《驴得水》：黑色幽默下的审视

作者：扎尔达·恩特马克

《驴得水》电影海报（图片来自互联网）

“讲个笑话，你可别哭。”这是电影《驴得水》的宣传语，形象地概括了这部影片讲述的故事。《驴得水》虽然是一部小成本、小制作的电影，但受到广泛讨论，片中使用的多种隐喻，表达的人性审判意识、性别意识、历史批判意识，更是具有探讨价值。本文从电影文本最为凸显的文学隐喻、关于人性和女性话题的讨论，以及历史反思与批判的角度出发进行分析。

电影《驴得水》是2016年上映的一部喜剧电影，改编自同名话剧作品。电影讲述了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前后，校长、裴魁山、周铁男和张一曼等四个“有污点”但是怀揣梦想的知识分子来到一个偏远贫困的乡村建了一所三民小学校，进行乡村教育实验，希望改变农民的“贪、愚、弱、私”，为中国农村教育事业做出贡献。在环境艰难的农村，校长等人为了得到教育部的经费，假借运水的驴“得水”之名，编造出一个“吕得水”老师冒领薪水，吃空饷。但因为教育部特派员的督察，事件朝着无法预料的方向发展，这样一系列令人啼笑皆非又发人深省的故事。

一、人性嬗变之隐喻

1、水与火

故事发生的乡村偏僻、贫困，三民小学校也面对着学生流失、招生困难、经费短缺、吃水难等问题，校长等人便养了一头叫做“得水”的驴，用来运水，维持生活。影片开头驴棚着火，校长、裴魁山、周铁男和张一曼慌忙跑去救火，看火势太大，大家便都选择了放弃。这时校长的女儿孙佳带着得水，从来回二十公里外的地方运水回来。看到驴棚着火，孙佳要用带回来的水开始救火，但杯水车薪，驴棚很快就被大火淹没。这里的大火是对校长四人谎言以及他们结局的隐喻，一开始出现了问题，大家就选择了放弃解决，而谎言越来越大，就像这场火一样，无法挽回，只能看着眼前的一切毁灭。而故事中唯一坚持自己的孙佳，就像没能救下这场火一样，最终也不得不卷入这场谎言，被动地成为了他们其中的一员。

故事中缺水的环境便是对人性的考验，“火”隐喻“恶”，而“水”则隐喻“善”，水火两相不容，善恶也是。

2、驴得水

电影中“驴”的形象，显然是十分突出的。驴既是那个艰难的环境中为他们运水的牲畜，也是“吕得水”老师的真身。关于片中这头驴的名字——得水，结合上述观点，笔者认为一方面是因为它本来是运水的，另一方面则是“水”关于“善”的隐喻，是“善”的一种载体，得水在影片后续部分被宰了吃掉，其死亡便象征着“善”的彻底丧失和覆灭。同时，驴在农村常用来拉磨，因此总被认为是愚蠢、不懂变通、没有人性的，而影片中的“驴”也总是与“牲口”相联系，张一曼是这么骂铜匠的，铜匠妻子也是这么骂他们的。这里的“牲口”相对于骂人的粗话，更像是对人性的拷问。知识分子认为没有接受过教育、未开化的人是牲口，而没受过教育的人认为受过高等教育却仍然干出“龌龊事”的知识分子才是牲口。影片对此的回答为丧失人性、丧失善的人才是“牲口”。

驴所隐含的另一层隐喻是“卸磨杀驴”，即利益关系。当得水能为校长等人运水，并且需要以得水之名冒领薪水时，它是被重视的；但当他们得到更大一笔钱以及特派员的命令时，陪伴他们许久的得水就被少了吃肉。不止是动物，影片中的女性几乎也处在这样的位置，当她们失去利用价值或触及男性主导权，就会被压制、被牺牲。“卸磨杀驴”，讽刺着在失去人性的人心中，失去利用价值的，其存在也不重要。

3、七宗罪

天主教对人类的恶行进行分类，将其分为七种，成为“七宗罪”，即傲慢、嫉妒、暴怒、懒惰、贪婪、暴食和色欲。这七种是人性的原罪，其他不道德、罪恶的行为都能归入其中。“七宗罪”的隐喻也在影片中展现的比较丰富。

裴魁山的罪是“贪婪”，他的贪婪是对所有可能的自我利益的锱铢必较。影片开头，因为学校学生流失严重，校长提出要为上学的学生提供奖学金，他第一个反对，说他们的乡村教育实验是为了改变中国农民的贪、愚、弱、私，不能助长贪念。但真正贪、愚、弱、私的究竟是谁？贪图小钱，不想缩减自己的工资，所以不愿意为了学校捐出一分一毛。面对爱情，他也同样贪婪。自诩真正了解张一曼，但只是强行用自己的逻辑评判她，要求她和自己在一起，然后去西南联大，却不想被拒绝，继而因被拒绝而生出怨恨，这种怨恨在张一曼被羞辱时，变成了报复和毁灭，他人性中的恶彻底爆发。

周铁男的恶是“暴怒”，他的暴怒是对自己无能的掩饰。面对问题，周铁男只会大喊一句“谁敢”，然后妄图以暴力解决，他身上有一种无知者无畏的莽撞。但当他面对更强的力量，就只会跪下磕头求饶，面对威胁他可以看着张一曼被强暴而袖手旁观，为了谎言他可以劝自己喜欢的人嫁给别人。他看似为了“公平、正义”的暴怒，没有任何价值，只是权力的走狗。

张一曼的恶是“淫欲”，她以“淫欲”追求自由。从张一曼整体的性格来分析，她的确是天真纯洁善良的，她希望在一个没人管她的地方，活得自在一点，但她错把自由归结在了身体的、“放荡的”自由。在校长等人的谎言没有被揭穿时，学校或许可以充当她寄托对自由的想象的地方，但在一个复杂的环境中，她所追求的这种自由很容易反噬她自己，其结局也是如此。

铁匠的罪是“嫉妒”，他的嫉妒发芽于周遭的恶。在影片开头，铁匠是未开化的、原始的、简单的，他可以被认为是三民小学校唯一的学生，但当他在三民小学校接受了种种教育后，恶的启蒙催生了他内心更多的恶。从一开始会识字后，如他妻子所抱怨的光看书、不干活，到被张一曼骂“牲口”后对她展开疯狂的报复，再到最后为了所谓的利益丧失人性，人性的恶如滚雪球般急剧增大。

那校长呢，他有罪吗？表面上看，他为了学校付出诸多，也希望为教育做出贡献，但事实上，他才是始作俑者。他秉持着“干大事者不拘小节”的行事原则，于是谎言是“小节”、冒领薪水是“小节”、几人之间的冲突是“小节”，张一曼的放荡、裴魁山的贪婪、周铁男的暴躁、铜匠的得寸进尺，甚至最后张一曼被羞辱、孙佳嫁给铜匠都是“小节”。他傲慢地相信自己的乡村教育实验，也懒惰地疏于对自己和他人的管理，因此，校长的罪是“傲慢”和“懒惰”。

故事一开始的三民小学校仿佛一个乌托邦，承载了每个人不同的想象，但故事的最后，乌托邦彻底覆灭。推动其发展的原因是一开始的那个谎言，但更多的其实是每个人的罪与恶，环环相扣，每个人的罪都在把起初能够解决的故事往无法挽回的方向推进。

罪恶的产生，来源于对欲望的放纵，而其结局也只能是自食恶果。

4、自由与希望

故事的结局让人唏嘘，但仍不乏对自由和希望的追求，这也是电影中的最后一个隐喻。在故事的发展中，影片展现了很多充满美好的场景：四人之间的谈笑和日常、张一曼洒下蒜皮作为雪花、离开时铜匠为张一曼唱情歌、月光下浪漫梦幻的舞会……这些美好虽恍如梦寐，但也令人向往。

孙佳作为故事中唯一一个敢于捍卫真理、坚持自己的人。在被迫卷入这场闹剧后，她选择了逃离，去往延安，投身革命。她离开时，车上一箱玩具球从山坡上滚下，也似乎是她对三民小学校和这里的人的失望。而延安就像是新世界、新的乌托邦的隐喻，是大家的理想之地。

二、女性意识与女性话语权

影片中出场的女性有三位，分别是张一曼、孙佳和铜匠妻子。孙佳是片中唯一坚守底线的人，从一开始反对用驴的名义骗空饷，尽力去救得水，让他们向特派员承认真相，到想通过揭发信让教育部处理问题，再到最后离开学校去延安。但当她面对父亲的要求时，也不得不选择妥协。孙佳在解决问题时，或许没有意识到这是整体社会环境、体制本身的问题，但她在坚持自己，她的女性意识也在觉醒。铜匠的妻子彪悍、野蛮、刻薄，俨然是一个“母老虎”，完美地展现了对农村女性的一种刻板印象——泼妇。没有接受过教育的她，除了农活，唯一的能力好似只有管教丈夫了，但故事最后妻子把铜匠暴力地带回了家，或许也只能是继续这种畸形的婚姻关系，但已经“受过教育”的铜匠是否还会愿意回到过去的生活，我们不可知。

张一曼无疑是影片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她个性鲜明、自信大胆、追求自由，可以说是那个时代女性中的先觉者。她没有被延续千年的世俗观念约束，追求身体的权力，有超前的性观念，因此也不会遵循男权主导下的贞操观念、性道德。她会穿高开叉的旗袍、留一头漂亮卷发，风情万种，完全展示女性身体之美，会接受与裴魁山结合，也会主动提出“睡服”铜匠，她不会觉得旁人所谓的“放荡”是污点，因为她认为女性也同样有追求生理愉悦、掌握支配自己身体的权力。这显然是不符合中国几千年来男性主导下的社会观念。早于时代的觉醒，必然会受到原有主导者的镇压和摧毁。

这也是男权社会下对女性自我意识的压制。除了性观念以及对身体支配权的追求，张一曼是个遵循内心、自在风趣的人，所以会坚定拒绝裴魁山和铜匠、将蒜皮当作雪花洒下、在灯光下起舞；她也是一个美丽自信、聪慧能干的人，会穿上好看的旗袍、打理自己的头发，也会做饭、缝衣服、教书。这些特质是男性乐意接受的，甚至是吸引他们的，所以他们会持续追求张一曼；但当她表达自己的性观念，表达对男性的拒绝时，男性无法接受，于是选择打压、摧毁。张一曼在经历辱骂、剪发等羞辱后精神失常，最终开枪自杀。表现了旧社会观念中，女性是处在男权主导下的，只有符合男性理想的、普适的女性形象，才会被接受，否则面对的就是暴力毁灭。

影片的性别叙事凸显了女性话语权的丧失。古典时期“语言在知识的关系中占据了根本位置：只有通过语言中介，世界上的事物才能被认识。”（葛卉，2016）。而人则是承载语言的主体。在后现代主义的概念中，“话语”是一个核心概念，其背后反映的是权力的掌控。在福柯的核心思想“话语权力”理论中，他认为话语是一种“话语结构”，话语、空间、权力是一个结构系统。各种不同话语的此消彼长，同一话语内的争执、争斗，都充分显示权力关系的介入与干预（王蜜，2012）。话语便是权力，这意味着掌握话语权，就掌握了权力。男性主导、男性中心的社会思想下，女性的声音要么经过过滤，要么就被无视，甚至被消解。影片中，面临特派员的检查，张一曼主动提出“睡服”铜匠，校长等人默许了，因为这符合他们的利益；当美国慈善家罗斯提出要给“吕得水”老师的家属抚恤金，校长劝女儿孙佳嫁给铜匠，以父爱掩饰其中男性主导下的霸权，无视、消解孙佳的反抗，让她只能选择妥协；裴魁山和铜匠因为张一曼对他们的拒绝，抓住机会对她肆意谩骂、羞辱，进行报复。这都是男性完全掌控话语权的表现，女性的话语是被忽视的，社会上最终能够传递出来的终究只有男性的声音。

而显然，这种对女性自我意识的压抑和女性话语权的丧失，不只存在于上世纪40年代的旧社会中，进入21世纪的新社会也不乏这样的陈旧观念。女性追求的平等、自由，任重而道远。

影片从多个层次讨论了女性相关话题，也通过不同女性形象表现女性意识。“性”确实是女性主义一个重要概念，性观念的改变、对身体权力的追求也是女性主体意识中重要的一部分。但笔者认为影片在处理女性意识等问题时，比如在张一曼这一角色形象上用力稍猛，在不断强调她的善良、纯洁、美好的同时，将其与“性”联系得过于紧密，把女性意识觉醒的重点放在了性意识方面。在话语权力理论中，福柯认为性不过是一种话语的产物，那么“性压抑”的假设和“性解放”的神话都将成为过去，正如“人”作为话语的产物，会被语言分析的锯齿解剖开来一样（葛卉，2016）。因此，笔者认为若是在这一点的处理上选择更深层，更丰富的方式和角度，或许能更全面地呈现性别议题。

三、国家民族符号与历史批判

影片一开始就出现了一行字幕——1942年，中国。这为故事设置了一个明确的时间、空间。为了强化这一点，相继出现了三民小学校、民国国旗、孙中山总统像等有鲜明意义的符号，但影片整体的呈现有一种历史架空感，并没有构建历史真实感，这也恰恰是影片使用国家民族符号的主观意图。

故事中除了中国，还多次出现了英语以及英、美两国：“吕得水”老师是留过学的英语老师、他在特派员的要求下朗诵了一首英文诗、特派员也留过学、慈善家罗斯是美国人、孙佳和铜匠都有去美国留学的意向。而对中国的呈现，将其浓缩在了三民小学校中，得以具象化，这与教育先进的英、美等强国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拉康在镜像理论中的“镜像阶段”提出他者助“我”踏上自我认知之路的观点（李慧，2015）。即婴儿阶段的儿童在进入语言构成的能指社会前，会借助镜子完成主体的建立和自我的客观化，以这种先于“自我”的中介和机制，来获得对于自身的认知。这里的“镜子”是一种象征，并不限于某一具体事物。而影片中反复提到的英国和美国就相当于一面镜子，通过这面镜子认识落后、贫困的中国。结合中国近现代历史，鸦片战争后被迫打开国门的中国出现“师夷长技以制夷”等文化潮流，大批青年选择出国留学，这是中国后续发展中的重要力量。在新文化运动后，类似于电影中校长等人提出的乡村教育实验，很多知识分子选择教育救国。结合这样的历史事实，就能更好地理解影片这样处理的深层原因，即片中使用国家民族符号的目的在于凸显中国在教育方面所处的落后、弱势的地位，类似于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发展，用“他者”的目光审视自我，使自我的认知更加完整。这样的叙事和格局使得影片具有强烈的、自省式的批判和反讽意识。

如上述所言，虽然设置了明确的背景信息，但影片讲述的故事，整体而言却不会令人有强烈的历史真实感、写实感，这样的特点使得这部电影在具有历史反思的批判意识的同时，也是一种现实记忆的展现，共同组成了影片独特的叙事风格和话语模式。

四、总结

电影《驴得水》是一部小成本、小制作的电影，如果从视听特点和技巧来看，或许存在一些不足，但在内容为王的多元化新媒体时代，影片主创人员展现的主观艺术追求，其呈现并讨论的精神内核是具有价值的。影片借驴讽人，正如影片中的台词“中国最缺乏教育的，或许不是农民”，展现一群自诩为知识分子、文化人的“贪、愚、弱、私”，讨论在教育落后、道德遇到困境的情况下人性的异化；用三位不同的女性角色表现旧社会下女性的命运，讨论在延续千年的父权制、男性主导的社会中，女性意识的被压抑和话语权的被剥夺；运用多种国家民族符号，将“中国”放在世界系统中，呈现中国社会当时教育落后等病症，以新的方式讲述一个“中国”故事。

而最重要的是，作为一部喜剧电影，这部影片在将人性、女性、国家等具有深度的话题巧妙地融合到一起，或许在小部分细节上因主题和艺术追求较多而显得用力过猛，但它的喜剧是真诚的，悲剧也是真诚的，表达的批判、讽刺、言说都是以幽默的方式进行的，不会让观众有被说教的感觉，也不会显得姿态、腔调过高，本片的宣传语也很好地解释了这一点——讲个笑话，你可别哭。

【参考文献】

[1]丁岚(2017).谈电影《驴得水》中的文学隐喻。职大学报，02,33-35。

[2]陈雪婧(2017).《驴得水》的后现代主义性别呈现维度。电影文学，12,79-81。

[3]张素丽(2020).“自我的镜像”:论电影《驴得水》中的民族国家叙事。吕梁教育学院学报，02,173-175。

[4]葛卉(2016).后现代知识权力理论反思——从尼采的“权力意志”到福柯的“话语权力”。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02,79-84。

[5]王蜜(2012).福柯的“话语权力”观及其对翻译的镜鉴。黑河学院学报，01,100-103。

[6]李慧(2015).浅析拉康镜像理论的来源及建构。现代语文(学术综合版)，09,90-92。

(本文为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专题片及纪录片创作》2023年度期末作业，获得“新青年电影夜航船2023年优秀影视评论”）

新青年电影夜航船

本期编辑 | 孙雁南

图片来源于网络

原标题：《锐评 | 扎尔达·恩特马克：《驴得水》：黑色幽默下的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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