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特之烦恼即歌德之烦恼
歌德是是魏玛的古典主义最著名的代表，也是欧洲启蒙运动的领袖之一，他虽出生富裕家庭，但成长经历并非一帆风顺。当歌德在韦茨拉尔最高法院实习时对年轻的姑娘夏洛特·布夫一见钟情。但姑娘已经与一名律师订婚，其父亲亦更满意沉稳的律师而非年轻的艺术家。被迫离开所爱的歌德又遇见另一位女子，于是将两位女性留给他的印象融入到作品中法官的女儿绿蒂身上，寄托着自己的所思所感。而歌德化身主人公维特，维特在爱情上的烦恼就是他自己曾经历过的烦恼，因而维特的苦闷心理与惆怅复杂的情感显得尤其真实与生动。所以该小说极大程度上就是歌德本人的成长自传，这对于解读维特形象与小说内涵有着关键作用，正如歌德自己所言：“使我感到切肤之痛的，迫使我进行创作的，导致产生《维特》的那种心情，无非是一些直接关系到个人的情况。原来我生活过、恋爱过、痛苦过，关键就在这里。”
维特悲剧的多重原因
外因——爱情悲剧
主人公维特出生在较为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教育良好，能诗善画，敏感多情，而他在舞会上与绿蒂的偶然相识却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与命运。在维特的眼中，绿蒂不仅拥有摄人魂魄的姿容——明亮的黑眸、生动的嘴唇、娇嫩活泼的脸颊、飘逸的舞姿，而且葆有完美的品质——聪明沉稳、单纯善良、坦率而守礼、脱俗而不张扬。她简直就是天使，寄托着自己的全部激情、爱意与希望。然而这位“天使”终究插翅难逃封建礼教的束缚，做回了阿尔伯特的贤妻，在维特心中降临了一场沉痛的悲剧。尽管爱情失意确实是巨大打击，然而这只是维特悲剧的外在原因，是引发精神崩塌的导火索，试想，一个才华横溢又满腔抱负的少年，又怎会仅仅因为一次爱情受挫而一蹶不振以致自杀？
内因——个人性格与封建时代
维特的悲剧看似只是个人爱情失意所致，但细细分析他的性格特点以及所处的时代背景可以发现，他最终走向自杀道路实则在偶然中透露出必然，在独特性中透露出普遍性。
首先，维特对于绿蒂的爱真诚却执拗，痴情却忘我，过度自怜而神化绿蒂。他为了更方便到达绿蒂家，常常在瓦尔海姆停留，由此而“心满意足，感受到人间的所有幸福”，甚至“不辨昼夜，除了绿蒂，周围整个世界都消失了。”虽然两人有共同的兴趣与话题，也互相爱慕，但维特既然明知绿蒂已经订婚，应该从最初就做好不成功便全身而退的心理与思想准备，而不是深陷其中，时时刻刻以绿蒂为自己生活的中心，将绿蒂视为自己精神上的信仰。维特狂热而近乎偏激的爱无疑使得他在从这份无望的感情中抽身而出时困难重重，而这种复杂矛盾的苦闷与失望又无人消解，长久压抑必然会造成心理的失衡。绿蒂已为人妇后维特又将自己置于一个尴尬的地位与处境，既自责自己破坏了绿蒂夫妇的感情，同时又对阿尔伯特心生不满，最终绿蒂的一句“您不要再见我了！”压垮了维特的精神之墙。
除了在爱情方面，从事业与生活的角度来看，维特也不免显得与时代有些“格格不入”。由于情感细腻丰富，维特从小就喜爱、留恋、忘情于自然，他在书信中直言感慨道：“我真幸福啊，我的挚友，我完全沉浸在宁静的生活中，以至于把自己的艺术也放在一边”、“竟觉得自己已置身天堂”、“在这天堂般的环境里，孤独是慰藉我心灵的一剂良药”，他的灵魂完全沉浸陶醉在乌托邦般的自然界中，而这座“天堂”在现实的城市生活中摇摇欲坠。他曾努力在社会上挣扎着寻找自己的出路，但官场的阿谀逢迎和尔虞我诈使得维特虽才华横溢却处处饱受排挤，迂腐刻板的上司不认同他标新立异的处事作风，趾高气昂的聚餐贵族甚至将维特视作不入流的低下阶层，并将他赶出宴会，这对自尊自强、不慕权贵的维特而言是何等的欺压与羞辱！在维特看来，一切规章法则都破坏了自然界真实的感情和真正的表现，社会的鄙陋庸俗、等级分化与自然的纯洁无暇形成了尤为鲜明的对比，于是孤傲敏感又悲愤难平的维特选择了辞职，再次回到起点——距离绿蒂最近的瓦尔海姆，从此断送了职业生涯，亦走进了追寻与失望的死循环中。自此，维特无法逾越的苦闷与无助已经远远超出了爱而不得的范畴，步入了个人与社会难以谋和的困境当中。
维特身处怎样的时代？小说在狂飙突进运动如火如荼的18世纪横空出世，彼时欧洲正面临历史的转折，封建制度逐渐腐朽而尚未完全解体，同时新兴资产阶级日益壮大，于是腐朽落后的封建礼法制度和社会旧俗与狂飙突进的进步思潮形成极大的冲突与矛盾。作为进步青年的维特正是这场政治反抗斗争中众多牺牲品的小小缩影。
绿蒂迫于婚约与父母之言的传统价值约束，以及对物质生活的基本要求，最终不得不压抑自己的内心情感，无法坚定迈出反叛陈规、追寻自由的那一步，导致维特的爱情化为泡影。这其中便突显出一大社会问题与矛盾根源——包办婚姻制度，女性的婚姻无法自由做主，一旦订婚就应当遵循婚约，一切婚约以外的情感都必须被扼杀在思想束缚之下，因而维特与绿蒂的分离正是作者对包办婚姻制度的揭示、批判与反抗，对一切深受其苦的有情人的深切理解、悲悯与呐喊。
此外，政治上的封建割据和经济上的萧条凄怆使得社会处于高压状态，形成了森严的等级制度，有学者称之为“制度捆绑”，这种所谓的等级制度并非客观存在，也没有明文规定，但它却在民众心里成为约定俗成的“潜规则”，成为社会青年为生存而不得不面对的“既成困境”，甚至造成人格的异化。以维特为代表的普通市民阶层饱受社会贵族的轻蔑、侮辱与压榨，尝尽“稍有地位者”的冷漠与傲慢，他的自杀绝非一时冲动，而是觉醒的进步青年自由思想与封建制度无法调和的必然结果，他的死亡是实现自我解脱、自我救赎与自我超越的唯一出路，也是用生命对社会与时代做出的最后决裂与反抗。因而维特的悲剧看似只是沧海一粟，实则是整个时代与社会的共同悲剧。
而歌德作为狂飙突进运动的代表，作为头脑清醒的知识分子，正是借助维特的悲剧对封建时代等级制度强压下小市民自私守旧的观念进行强烈的批判，也为千万可能还处于彷徨与烦恼中的进步青年们勇敢呐喊，喊出了个性解放、思想自由、恢复自然的社会状态、建立平等的人际关系的响亮口号，喊出了时代青年们的对新社会的憧憬，句句是心声，维特也因此能激起无限共鸣。
向死而生
小说结尾维特自杀时的着装、方式与过程都很大程度上参照了青年耶路撒冷自杀的事实，但是作者将时间设置为圣诞平安夜的前夜，同时围绕“酒杯”展开了多处内心独白，似乎是有意影射《圣经》中耶稣受难前最后的晚餐，也由此向启蒙时期的读者展示出一部市民的“受难史”。而维特认为死亡可以逾越此岸与彼岸的鸿沟，甚至可以与绿蒂相会——“那时，我将奔向你，拥抱你，将在无垠中永远拥抱你”，由此可见，死亡对于维特而言并非终结，恰恰相反，它意味着实现永恒的美好希望与理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维特是“向死而生”的，虽为悲剧，却带给读者最后的憧憬，我认为这也正是歌德的悲剧小说不同于其他作者的独特魅力所在。
歌德借维特的悲剧唱响了一曲时代的烦恼悲歌，也引领了社会民众去深度思考一个问题——进步知识青年的出路究竟何在？站在当代去审视，“维特们”似乎又不仅仅存在于那个封建时代。如今社会与经济蓬勃发展，全球化日渐推进，而大学生与研究生的自杀新闻却层出不穷，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如何在冲破不合理束缚的同时又避免采取极端方式？如何传承与发展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使命？我想这正是经典之作带给我们的跨越时代的警醒与反思。
文/ 对棋人返回搜狐，查看更多